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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要“文饮”莫“武喝”/董邦耀
泱泱酒国，好饮之风悠久，婚丧嫁娶，会友待客，无不用酒，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文饮”与“武喝”的酒宴习俗。
善饮、豪饮者，大都视“酒场为战场”。非得拼个你高我低，人倒势不倒，宁可伤脾胃，也不伤感情。每天有人喝，每天有人醉，每年都要喝，每年都要喝死人。本人在酒场上也曾“得理不饶人”：五六桌酒席，我能与喝酒的每人碰三杯，那场面极为“壮烈”，为此挣了个“西宝酒太郎”的酒职称。后来，在书中我才得知“逼酒”之风承袭于古人。
汉代以前，酒主要用于祭祀和供贵族们挥霍。到了汉代，酒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汉代人形成了自己一系列独特的饮酒习俗，始作于齐桓公的酒令，得到了发展，奠定了中国酒令的雏形。唐代以后，古令、筹令、雅令和通令等四大酒令体系日渐成熟。酒令既然是“饮酒之令”，必然和军令有一定联系，带有一定的军令色彩。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去世后，吕后专权，刘氏子弟大为愤怒。有一天，吕后在宫中大宴宗室，吕后令刘邦的孙子刘章监酒。刘章说：“臣是将种，请以军法行酒！”饮酒到高潮时，吕氏子弟中有一人酒醉逃席，刘章追而杀之，然后回报吕后说：“有一个逃席，臣已按军法处斩！”吕后及诸吕大惊失色。因曾同意刘章以军法行酒，也无可奈何。酒令既如此，酒礼亦严厉。宫廷酒宴上的酒礼都是有严格规定的，各人进出次序、座位方向、膳馔种类、摆宴方法以及谁在什么时候说什么都有规矩，失礼是要招祸的。“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竞朝置酒，无敢譁譁失礼者。”尽显了皇权的威严。
后世的酒令大都仿效了这一特点，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喝的是霸王酒，是“武喝”。现在的“逼酒”、“拼酒”是从老祖先那里传下来的。不过，古人喝酒也有很文雅的一面，先贤的可爱不仅在于创造出了酒，更在于创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包括饮酒文明。文人饮酒赋诗就是“文饮”的一种表现形式，极斯文，很文雅。古时常有文饮之会，因有东晋的兰亭宴，初唐的滕王阁宴，才有了《兰亭阁序》和《滕王阁序》，没有那样高雅的宴会，也就产生不出这类流传久远的优秀作品。特别是诗人，更与酒有着不解的缘分，能够把酒和诗有机结合起来的首推陶渊明，他的“不觉只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可谓酒诗中的佼佼者。把生活和心境融入诗酒中，为李杜名篇开了先河。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他劝人“将进酒，杯莫停”，“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诗圣杜甫认为“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韩愈、白居易、陆游、苏轼等大诗人，不仅都喜欢饮酒，而且以酒入诗，借酒抒怀，写下了许多千古名篇。
遗憾的是，我们有些酒友没有学会古人的“文饮”，却继承和发展了古人的“武喝”，这与今天的文明程度是很不合拍的，就连上将许世友当年也逼过酒。周总理听说后，借许世友来京开会之机请他到家里喝酒，等各自喝完一瓶茅台后，周总理又为每人拿出了第二瓶。这时，许世友连忙摆手说不能喝了。周总理说我还想喝，你就不行了，你也有求饶的时候。听说你用枪逼着人喝酒，有这事吗？许世友说：“有”。周总理接着说：“这就不对了。酒量有大小，能喝多少喝多少，不能勉强，更不能逼酒。”许世友赶忙答道：“总理，我以后不敢了。”后来，许世友在酒桌上再也没逼过酒。知道这个故事后，我也后悔当初豪饮的霸气，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很想卖掉自己的酒职称，去追随古人“量小随意，勿强所难”，“大量豪饮，并不骄人”的文饮之道。
时置新春，鸡年已到，我由衷地希望酒友们莫把劝酒变逼酒，酒随意，人随情，能者多饮，不能饮者以茶代酒。若能饮酒赋诗，或以成语接龙令、数字令、唐诗酒筹令、生肖令等文戏类酒令助兴，学学古人的风雅，给酒宴平添几分雅趣，创造文明、和谐、愉悦的氛围，既增进友谊，又增加知识，这样的酒宴才叫人来者不拒，流连忘返呢。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董邦耀,笔名：骊山、高言，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原为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史志办主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文学创作研究会顾问、陕西省交通作家协会副主席。1977年以来，文学作品和征文等获奖百余次，出版报告文学集《长安飞虹》（合作、陕西人民出版社）、《大道星光》（太白文艺出版社），个人文集《浅海掬浪》上下卷（中国文联出版社）、散文报告文学集《大道撷英》（太白文艺出版社）和散文集《浪花如雪》（沈阳出版社），主编出版报告文学集、画册《龙脉天路》、《情铸生命线》等，2006年入选《陕西省文化名人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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