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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天栏地
妈妈的纺车
文/张梓筠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有一台纺车，纺车很旧，已成了铁灰色，暗红的枣木轴磨得变细。油灯放在锭子旁，灯焰儿只有黄豆大。为了省油，煤油灯的灯芯总被压得很低。妈妈嗡嗡的纺车声，日日夜夜不停地转。
我爹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直到1979年春天才平反。在这22年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他无论政治上还是精神上受到极大摧残，而且在四年劳教中积劳成疾，得了严重的腰腿疼病，一直瘫痪不起。
家境十分窘迫，病爹急需医治，加上孤寡的奶奶，共五口人的生活负担，象一座大山压在妈妈心头，无法想象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这个家，妈妈是怎么养活我们的。
妈妈出生于农民家庭，她淳朴、勤劳、吃苦。她长得也俊俏袭人，18岁嫁给爹爹，22岁时爹爹就出了大事。为了多挣钱养家活命，她到处漂泊。她人品好既憨厚能干，又不多言不多语，即使是受了气吃了亏她也不吱声。她先后去了甜菜厂、砖瓦厂、皮革厂、毛织厂干过临时工。当然记忆最深的是纺毛线，因为这活是拿到家里干的，一边干活一边能照顾瘫痪的爹爹，小小的我都能看得见。
在过去多少个寒风呼啸的黑夜里，我常常被残梦惊醒，外边电线杆呜呜作响，梦中的老屋，灰黑的窗户纸哗啦哗啦着凄冷的风。
妈妈不堪重负，为了挣得六、七角钱，每天纺到后半夜。昏暗的灯光，伴随着纺车的摇动，摇曳着，跳动着，妈妈纺线的身影，在对面的土墙上与转动的纺车影子交相辉映。嗡嗡的纺车声和吱吱的钉子声如同命运的交响曲，交织着贫困、抗争、坚强，既拉出了心中的苦絮，又织尽对爹爹的爱依然如初，在“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的日子里更见真情。
为了静心，晚上妈妈早早把我们打发进被窝。在万籁寂静的深夜，当我睁开朦胧的双眼，听到纺车还在拼命地摇动，每次劝妈妈早些休息，她总是说，你们睡吧，我不困。的确，我也不知妈妈什么时候上炕休息，第二天什么时候起来，只看到白天打好一大堆的羊毛卷到晚上都变成了白花花沉甸甸的毛线团。
妈妈真能受苦，在砖瓦厂背砖，我不敢相信妈妈瘦弱的身体，居然能背起22块砖，用一个毡垫打底，一直摞到头顶，一块砖6斤重，足有130多斤，背起这130多斤，就像背起一面墙啊！越重越走得急，越急越走得快。后背血茧斑斑，手上全是血泡，虽是寒冬，但大片大片的汗水将棉袄浸透，却从来不叫苦，人们尊称女汉子，没人不伸出大拇指啧啧称赞，所以挣钱比纺线来得快。
但为了在家照顾爹爹，依然选择将羊毛领回家来继续纺线。爹爹看着妈妈没明没夜地摇着纺车，而自己作为丈夫不仅不能养家，而且还成为一个累赘，他心里有太多的歉疚和不安，十多岁的我也能看得出来。妈妈爱听故事，正好爹爹心中的故事多得是，于是他想方设法让妈妈高兴。他每天给妈妈讲《三国》、《聊斋》、《红楼梦》，我也爱听，什么“煮豆燃豆萁……相煎何太急”我根本听不懂，就知道是曹植七步吟的诗句。爹爹讲故事伏笔多多，诱惑多多，常常是每到关键时刻戛然而止，妈妈紧追不舍，爹爹总是“拿一把”，来个“且听下回分解”作为结束语。
我从爹爹的故事里也学到了不少文学素养，真佩服他的记性，竟然章章相扣，将书中的故事都能背下来。他边讲边吃力地用右手给妈妈打毛卷，每打一个，都要付出艰难的努力，只见爹爹支撑身体的左手不断地撑起，放下，再撑起……不一会儿，脸色憋得通红，脑门上渗出密密的虚汗。日日夜夜，爹爹的故事连成了一章章，一卷卷，妈妈手中的毛线飘摇而深远。外边寒气逼人，家里温暖如春。日子虽苦，但有爹爹在身边，家里充满着祥和与欢乐。
爹的病急需钱医治，愁死了奶奶和妈妈。怎么办？当年近10岁的我还是一个黏糊糊泥浆一样的年纪，却过早地明白了“穷困”的含义，妈妈愁，我也愁，这种愁苦在我心里不比大人轻多少。妈妈说：“病不能耽误，砸锅卖铁也得想办法。”和爹爹商量最终将我家的两间土坯房变卖了240元钱，给爹爹治病。为了省钱，倔强的爹爹再没有登过医院的门坎，而是在家里看了很多医书，自己配药吃了两年，也许是爹爹的命运感动了神灵，他竟然奇迹般地治好了自己的病。
家里虽然很苦，但爹妈尽力供我和大弟上了小学。我高小毕业后，正好赶上文革开始，我们成了“四类分子”子弟，爹爹每天被拉出去批斗，日日惊恐不安。我虽学习很好，但没有资格蹬进中学的校门。
文革期间，我们这种家庭像荒原上的一颗小草，时刻有被暴风雪吞没的危险，常常是饥寒交迫，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妈妈发疯似的天不亮就去很远的农村，双膝跪在收割完的已经上了冻的土豆地，连刨带砍地一锄一锄刨啊、刨啊。头顶、双肩、衣袖、裤子沾满了冰雪，等站起来后，膝盖已结冰，双腿僵硬弯曲，踉踉跄跄不会走路，有时也能刨上半袋或半框的土豆来充饥。扎田鼠窝是个艰苦而技巧的营生，一般男人都不会干。而在秋寒料峭的季节，妈妈扛着一根扎田鼠窝的铁棍子，拿着一个口袋，象个要饭花子一样出没在贫瘠的麦地、谷子地里。有时也能扎出一点儿粮食，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的维持着生活。
我对饥饿深深的恐惧便早早地埋藏在年幼的躯体内，这少年时代的顽疾，在我以后的岁月中竟仍未消退，我天真烂漫的童年却被家中的面袋子扼杀了，忧患早早地代替了天真。
为了心疼妈妈，贴补家用，大弟失学后和我一样，开始了那无穷无尽的纺线生涯。
妈妈是出名的纺线能手，在同样的时间里，不但纺的数量多，质量好，而且修车的本事号称一绝，无论家里的或者邻居的纺车出现卡齿、卡线、纺车不转、钉子不稳等毛病，妈妈边“望、闻、问、切”，就手到病除。
开始妈妈手把手地教我们，总是配合不协调，往往不知道劲儿往哪使，一会毛卷拧成绳了，一会线头断了，越急越出乱子，看着妈妈左手拇指和食指间的毛线，仿佛魔术家帽子里的白绸一样无穷无尽地抽出来，趁着一豆灯光或者一弯残月抽线，上线，一切做的优游自如。线一圈一圈上在钉子上，线穗子一层层加大，直到沉甸甸的，又白又胖，像成熟了的大肚白萝卜。
我家是西厢房，面积只有十五六平方米，三台纺车怎么安放？妈妈只好地下放一台，炕头炕角各方一台，天寒地冻，日夜飞转，家里回荡着风声，更显凄冷。再后来妈妈为了多领毛，供得上三辆纺车的吃货，她人缘好，又从口袋社领回黑灰色的山羊毛。这山羊毛毛丝特粗，土气特大，一下子家更不像个家，纷纷扬扬的山羊毛到处飞舞，仿佛像个扬尘场。弥漫着浓浓的山羊毛味，呛的人呼吸困难，难以抑制地直咳嗽。就这样在日日夜夜沉郁忧伤的纺车声里，纺深了妈妈额头的皱纹，织尽了沧桑往事的疼痛与心酸，钉子上的线穗子侵润着泪光的眼，穿过浓浓的漫长的黑夜，却被妈妈织成一道道屏障，织成温馨而绵长的爱，抵挡着外边的风霜雨雪，抵挡着日子的磕磕碰碰。我童年生命的故事就这样编织，那一丝一缕里织尽了单调和寂寞，织尽了一个孩童承载太多的负重和忧伤。
弟弟比我小四岁，活波顽皮的他却一天天圈在屋子里，绑在凳子上，每天重复着一个动作，枯燥而漫长。然而他非常懂事，和我比着看谁纺得多。然而，当我们看到同学们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上学，心里羡慕极了，难受极了，有多少次姐弟俩暗暗落泪，有多少的无奈和酸楚无人诉说。小时候的我们，背着“四类分子”子弟的桂冠，似乎早早就明白事理，在家庭里处于什么角色，明白要承担什么责任，搂柴禾、捡粪、挖野菜、纺毛线。嫩弱的肩膀和双手早早就在劳动中打磨，悲凉、忧伤、饥饿、疲惫一点点洒落在我们童年的路上。
一次，毛织厂破天荒地弄来好多天津精纺线，颜色特别鲜艳漂亮，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毛线，它是多股的，需要人工分开。妈妈领回毛线后居然发现斤秤多了几斤，我狂喜地说：“反正厂里也不知道，咱们按领的数量给厂里，剩下的给我打件毛衣吧。”爹和妈严厉地批评了我，我还从来没见过他们发那么大的脾气：“做人要诚实，要正直善良，再穷也不要占人家便宜，再穷也不能丢了人品。”霎时，我懂了……我想，日后我身上具有的那种善良、诚实、坚强的品格，大概就是爹妈赋予我的吧！
正是爹妈日常的诚信与善良，赢得了厂里人的信任。我家是每月4号买面，每月的3号，一个叫李林元的好心人破例借给妈妈10块钱。要知道一个临时工是没有资格借钱的，况且，在那个特殊年代，四类分子家庭像瘟疫一样，人们往往远远地躲着，是不敢有人接近和帮助的。然而，妈妈却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手里拿着十块钱，想着能买回近百斤的面，感动的泪水怎么也止不住了。一直到现在，我和妈妈常常提起李林元这个大好人，想好好报答他，多方打听，结果他已去世了，深深遗憾，好不惋惜。
1979年春天，爹爹终于得到了平反，接到县委复职通知书时，刚毅的爹爹竟然像孩子般地哭了，这泪水，交集着委屈，压抑、煎熬和喜悦。
后来我家的日子越过越好，随着社会的进步，妈妈的纺车已被时代淹没。可是纺车情结依然盘扎在我的心坎上，依然在一圈一圈地转动着鲜活而清晰的记忆，因为，妈妈的纺车，一直是一支燃烧的火把，它不仅驱逐了黑暗，照亮了我人生的路，而且教会我坚强、诚实，善良，丝丝缕缕中辉映出做人的许多道理，折射出一位极其平凡妈妈身上那种不平凡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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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梓筠，女，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档案专业，原包钢炼钢厂从事档案工作。曾在《检察日报》《中国冶金文学》《包头鹿鸣》《包头日报》《包头晚报》《包钢日报》《包钢铁花》等杂志报刊发表散文多篇。曾被评为《铁花》奖和《铁花》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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